刘江：豪华落尽见真淳******
【文艺人物志】
作者：王笑妃
他曾执导《媳妇的美好时代》《老酒馆》《光荣与梦想》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影视作品；从家庭情感到谍战、年代传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断突破自我，持续“高产”；他多次在重要奖项中斩获最佳导演奖，执导作品多次入选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如今，他对自己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真实性成为他的首要追求。
刘江 光明图片
走进导演刘江的办公室，一面格子墙上摆着的各类最佳导演奖、最佳电视剧奖奖状和奖杯格外引人注目。初见刘江，他那圆脸大耳、和善喜庆的面相让人毫无距离感，几句寒暄后，采访也顺利展开。
最近刘江正在筹备谍战题材的电视剧《临渊》。“我希望将这部剧拍得更有质感、更真实一些，为此我们要充分了解那个年代的背景，在剧中无限接近、还原那个年代。”刘江的剧向来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见长，“五十知天命”后，他越发不能容忍拍摄中存在违背逻辑的虚假和夸张，真实性被他放在审美第一位。
“豪华落尽见真淳”，古人以此评价：陶渊明的诗歌摒弃了浮华的敷饰，便显露出真朴淳厚的本质。刘江导演的剧也如陶渊明的诗歌一般，洗尽铅华，以真实为底色，以真情打动观众。他坦言“如果镜头语言华而不实，我会不好意思”。
刘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曾做过创作型歌手，但他总觉得用歌词表达心声有些乏力，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1995年，刘江回湖南老家过年，电视里《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饰演的王起明在工厂开业前的一段独白，让他看得如痴如醉。表演和剧作的魅力、戏剧的张力让他激动不已，他想到了过去在电影学院与视听语言朝夕相处的岁月。刘江意识到，歌词所能表达的只是一个窄面、一种情绪，而一个宏大的故事叙述更丰富、更有厚度，能更畅快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人性的态度。如同在黑暗中航行的船只突然看见灯塔，毕业后一度迷茫的刘江从此有了锚定的方向，他打算当一名导演。他给父亲写了七页长信表决心：“儿子这次的决定是慎重而严肃的！成不成，我想不会回头了……”接下来就是长达四年的闭关苦读，刘江远离人群，背对杂音和质疑，如饥似渴地汲取影视知识。
2003年，著名制片人韩三平向刘江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拍摄了电视剧《铁血青春》。此后，《岁月》《局中局》《雪狼》《媳妇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一直到最近的《老酒馆》《光荣与梦想》，刘江凭借着一部部家喻户晓的口碑佳作拿下飞天、金鹰、白玉兰三大国家级奖项的最佳导演奖，成为电视剧界导演奖的“大满贯”得主。
年轻时，刘江有时会为了戏剧性而在真实性上做一些让步。50岁之后，他宁愿牺牲一些戏剧性，也要在剧作中“存真”。他认为艺术“虚”的处理，必须建立在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动机和行为、真实的场景设置等“实”的底色之上，就像诗人济慈所说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又像中国古典诗学所说的“绝去形容，独标真素”，不用夸饰，至真即至美。
影视剧想接近真实，首先故事不能“悬浮”，人物的动机、行为要符合生活逻辑和物理规律。刘江会以真实性为尺，来质疑剧本，他总要追问一连串“为什么”。编剧有时会从戏剧性角度设置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但刘江会根据生活逻辑进行推理，遇到推理不通的，就反复和编剧探讨修改，直到剧里的人物都“讲人话、做人事”。
此外，场景和道具也要“求真”，尽量还原影视剧所处年代和人物生活的情景，才能让观众有代入感，正像卡夫卡所说“越是虚构的故事，细节处越要真实”。刘江坦言，自己和团队都是“强迫症”，都爱“找茬”。“剧里呈现给观众的只是冰山一角，背后的细节比如主角住的房子是哪年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质感？以主角的收入和积蓄，能住上海哪条街哪一处的房子？家具和人物的性格、审美是否匹配……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拍摄《温暖的甜蜜的》时，置景师下意识地想搭一个大房子，刘江立刻提出疑问：凭主角的身份，哪有那么多钱买大房子？在刘江的坚持下，换成了不便于架机器的“小房间”，但为了真实性，刘江宁可牺牲拍摄的便利性。
为了剧作真实的质感，往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和成本，所谓“大巧之朴”。为了还原《老酒馆》中关东山干饭盆的原始森林场景，刘江带着团队找到牡丹江临近边境的一处地点，每天出工要开车一个半小时，再走半个多小时。因为树林太茂密，山林里下午三点光就暗了，只能每天天还没亮就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出发，和天“抢光”。这样“折腾”的故事在刘江的摄制组里时常发生，“我宁愿成本高点，也要给观众这种真实的代入感”。
“能动人者，惟在真切”，真情才能动人，那么如何在影视剧中拍出真情？刘江采用“将心比心”的方法，他本身是同理心很强的人，也擅于观察生活，“我比较细致、敏感，容易被感动，疫情时看逆行者的新闻就常‘以泪洗面’。”在《光荣与梦想》中，刘江就决定破除符号化的烈士形象，拍出烈士们的“真情”。剧中杨开慧在弥留之际，仿佛看到毛泽东向她走来，便是刘江“将心比心”的安排。刘江母亲去世时，他没能赶回去，母亲在走之前却总和别人说“刘江回来了”。“因为她太思念我了才产生幻觉，人性是相通的，所以我想杨开慧在临终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思念。”电视剧播出之后，有很多烈士的后代打电话给刘江，告诉他看到这一幕“哭得不行”。
摒弃华而不实的镜头语言，拂去夸张甚至虚假的“戏剧性”，用真心、真诚，认真地拍摄真实、真情的故事，是刘江如今的艺术追求。他将继续以真为善，为观众带来更多“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佳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3版）
东西问丨曹应旺：“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 题：“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作者 曹应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令人注目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重视中国特色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从文化根基上看，是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间断的代代相传、积累、发展中来的。
中国特色与汉字、观念和精神
“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看，首先，来自中国汉字。中华民族从殷墟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经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发展，但文字基本骨架未变。汉字与其他文字不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地，传递一种观念。
天津，甲骨文创意展吸引观众。佟郁 摄其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观念。掌握了常用汉字，基本能读懂一代代传下来的中华典籍。习近平指出：“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如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子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种重视民本、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重视事物由小到大发展的观念，传承几千年，也自然传承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并结合实际将其发扬光大。
山西省各界人士、孔子后裔以及儒学研究者在太原文庙大成殿前纪念孔子诞辰2573周年。韦亮 摄再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精神。中华民族能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生存发展，重要原因是，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故事，追求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等观念，追求的是公道公正的精神；“人皆可以为尧舜”，追求的是众生平等的精神。这些精神追求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
上世纪初，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先生把深沉、博大、纯朴、灵敏总结为中国精神的四大特质。这正是孔子以来倡导的中用、中和、忠诚、中时的中庸精神特质，即不走极端、和而不同、忠信诚实、与时俱进。不走极端，才有深沉；和而不同，才有博大；忠信诚实，才有纯朴；与时俱进，才有灵敏。这些精神特质也深刻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海外华人书法家的“天下为公”书法亮相在广州举行的首届“浩气黄花”国际诗书画作品展。索有为 摄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重视向同时代的人学习，按照“三人行必有我师”，博采众长，以实现海纳百川；也重视向前人学习，按照“通古今之变”，重视历史经验，以实现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接续前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步伐厚重稳健，屡建惊世大功，重视“古今中外法”，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原因是其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在文化层面，就是来自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内毛泽东手书“实事求是”的照壁。乐水 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缔造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观念和尧舜禹的平等观念等密切相关。毛泽东、周恩来的早期文稿中都有对“大同”的认识。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奋斗目标。彭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过一首诗：“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老一辈革命家是在追求“大同”，追求“尧云舜日”的基础上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毛泽东走上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的观念，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文化渊源看，“实事求是”狭义上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义上来源于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观念；来源于司马迁讲的“善者因之”的精神和大禹治水“因水以为师”的观念；来源于明朝杨继盛“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的品德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观念表达出来，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刘占昆 摄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融为一体，骨子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汉字的“國”字，就有边界、有人民、有土地、有武装的意思，已经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因素。
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足食”，要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有饭吃——这也是“得人”统一战线和“足兵”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要发展武装部队，能守土卫国；“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相信党。孟子也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元素。从文化渊源上看，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土壤，是难以提出“三大法宝”的。
民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参观《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展览，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侯宇 摄中国特色与新时代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体现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味，有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味，还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味。其中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治国理政之道上。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就是习近平引申的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所讲的“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
河南安阳，小朋友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毕兴世 摄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普遍性上看是一个“公”字，就是《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加以引用。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基因，也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中。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特殊性上看是一个“和”字，即《论语·子路》记载的“和而不同”。这个“和”是事物特殊性基础上的协调互补，不是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如《孟子·滕文公上》中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指出，“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70周年纪念会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行。刘冉阳 摄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根子上看是一个“本”字，就是习近平多次引用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讲的“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个“本”，从治国理政的根基看是人民。《尚书》讲“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管子》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一路体现着中国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完)
专家简介：
曹应旺，1951年生，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担任《陈云传》《周恩来大辞典》副主编，参加撰写《邓小平传》，参加编辑《周恩来经济文选》《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著有《周恩来与治水》《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邓小平的智慧》等。发表《科学发展观渊源中的中华文化传统》等研究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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